第28章 特殊遣送 2
结构调整一直是全县工作的当务之急。他从转变农村产业结构入手，下乡转了两个多月就写出了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题目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N种可行性调查报告》。洋洋洒洒三万多字的论文，从地理环境，水土资源，人力配置，环境保护，效益评估等九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论文写好后，他亲自送给钟书记“指正”，钟书记在论文上改了几个错别字，然后挥笔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批示道：“这是一篇划时代意义的农业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前瞻性和很强的操作性。同时说明，咱们县不是小有作为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他将论文润色后署上钟书记的名字寄到《经济展望》杂志，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市委书记的高度赞扬。
钟书记出了一下名高兴，就在家里请他喝酒。席间，钟书记旁敲侧击地对他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大有作为的，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这句话毛主席很早就说过了，但今天还很有用啊。”
他自言自语：“OK。”
钟书记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弄得他一下子都记不下来。
他不明白钟书记引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觉得钟书记并没有看偏他，而是喜欢上了他。
紧接着他又给了钟书记一个惊喜。
刚入冬，广钱乡上万亩香蕉得了黄斑病，农民请了许多科技人员去会诊都没找到病因，眼看农民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了。钟书记坐不住了，冯县长睡不好了，龚之草也急了。于是，他没跟钟书记打招呼就一头扎入村里，把乡里所有的香蕉地都看了几遍，结果发现黄斑病是因为水源受到污染引起的。原来上游有一家糖厂偷偷把污水排入河里，毫无环保知识的农民又用河水浇香蕉地。他先把乡里的书记乡长叫来训了一顿，建议农民抽地下水来代替河水。为了让农民学会自救，他言传身教在香蕉地里摆开阵势，亲自教农民配药施肥。不久，黄斑病奇迹般地消失了，香蕉也保本了。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立即责令糖厂修建污水处理设施，还提醒说：“糖厂的污染已经把水源和土地都逼疯了，将来这四周的人都会得癌症，到时糖厂的利润还不够交医疗费呢。”
一个月后，糖厂的污染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钟书记动情地对冯县长说：“龚之草真有两下子，就让他负责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吧。”
从此以后，干部群众常常可以看见钟书记和他在球场上打篮球。打完球后，俩人又肩并肩上酒店吃饭。
龚之草才华横溢但感情很脆弱，甚至脆弱得令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他下乡很晚才回来，进门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号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并不时伴有跺脚的声音。我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就上楼去劝他，推开他的房门一看，人不在客厅里，仔细一听哭声是厕所里传出来的。我又推开厕所门，只见他把头伸进马桶里泣不成声。我大吃一惊，拍拍他的肩膀说：“老父亲过世了吗？”
他停住哭声摇摇头：“NO。”
我又说：“是母亲仙逝了吧？”
他昂起头眨了眨金鱼眼睛低声说：“我很小就没有母亲了。”
我不解地说：“你跑到厕所里哭什么呢？”
他慢慢站起来伤心地说：“我今天去坑口村看了，那里的农民真苦啊，饭吃不饱，冬天没衣服穿，房子破破烂烂的，家里放衣服的木柜子都没有。有一对农民夫妇，因为孩子没钱上大学，把孩子杀死后夫妻俩又悬梁自尽了，村委会连收尸的钱都出不起，是我拿自己的五百块工资给了村委会才了结这事的。他们也是人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县委天天讲解决三农问题，可现实状况一点儿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还算是人吗？我们还算是领导吗？我们还有脸唱高调吗？”话没说完，他又蹲下来脑袋对着马桶呜呜大哭起来，好像大难就要降临似的。
我说：“你看到的是个别问题，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嘛！”
他抬起头瞪着眼睛说：“个别问题也是问题啊，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第二天，当我把龚之草的行为告诉牛副书记时，他神色不安地将嘴靠近我的耳朵说：“我怀疑他神经有问题。下乡见到农民讨饭跳楼吃毒药什么的，他回到家里肯定会对着马桶大哭的，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呢？”
牛山歌很领导地说：“我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困难没遇见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死人没看见过，可我从来不哭，哭什么呢，哭能解决问题吗？”
牛山歌摇摇头说：“还有，他早上模仿的鸟语声（英语），我真的受不了，所以主动搬走了。”
牛山歌又很不理解地说：“当县领导学英语有什么用。”
尽管如此，冯县长对龚之草还是很信任的，有意无意地把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都推给他干。龚之草也不知深浅有求必应，吃了大亏还没明白过来。譬如，有一次县政府因为拖欠农民工资被告上法庭，他受命代表县政府出庭辩护。没想到那天下大雨，他穿着雨衣步行上法院，刚走近法院大门口，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就一拥而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挣扎着大声问：“你们为什么敢打县领导？”
一个全身湿透的黑大个农民工说：“你和包工头合伙欺骗我们这些乡下人，我们的工钱讨了六年你们都不给，不揍你揍谁呀。”
他擦去嘴角的血水说：“政府欠你们的钱，你们不应该打我啊？”
一个瘦削的女农民工说：“不打你，政府会还我们的工钱吗？”
话落，人群中立即有人起哄说：“拖那么久不给钱，该打。”
他耐心说：“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呀。”
黑大个农民工说：“你不懂，只有打伤了人才能解决问题。”
他慢慢擦去脸上的雨水：“为什么？”
瘦削的女农民工又说：“你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吧，如果农民打伤了县领导，上级一定会知道的，上面的领导知道后担心社会不稳定就一定会责怪县里的，县里的领导害怕给上面的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升官，所以一定会想办法还我们的工钱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懂了吧。”
黑大个农民工插话说：“旁边有个县的农民工也是和县领导打了一架后，上级责令下来才拿到了拖欠的工钱。”
他自言自语道：“哦，想不到乡下人挺有阴谋的。”
果然，冯县长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偷偷挪用扶贫资金给农民工还清了工钱。
就这样，龚之草替冯县长白白挨了一顿揍。
我指着他的伤疤开玩笑说：“怎么样，这回当无名英雄了吧？”
他理由充足地说：“工人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领导干部付出这点代价是应该的嘛。”
没过多久，他又干了一件“傻事”并得罪了一些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经常请一些外籍专家来给农民上课，但县外事办的翻译水平太臭了，无法准确地将英语翻译成中文，甚至把“马铃薯”翻译成“生殖器”，弄得蓝眼睛的外籍专家嗷嗷叫。冯县长知道后，把外事办主任批了一通，还以县政府的名义下文规定，以后凡有外籍专家来上课，必须由龚之草来当翻译。不懂外语的外事办主任一肚子气，说宣传部长夺了他的饭碗，因此年终上级下来给常委考核时，动员自己的手下给龚之草打了“不称职”。
冯县长和龚之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实际上冯县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龚之草拉到政府这边来替他排忧解难，同时壮大自己圈子里的实力。但狡猾的钟书记却不点头，说：“之草的文化素质没挡的，但思想政治工作这块还得磨炼磨炼。”
就这样，龚之草直到离开县里也没调过政府那边去。
龚之草事业上说得上很成功，但他的婚姻并不美满。
他两次离婚，原因都很简单。第一个妻子是个胖乎乎的中学语文老师，嫌他有口臭不愿同床，还当着他的面侮辱说，无法跟一口厕所睡一辈子。他先是恼怒然后很爽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第二个妻子是个舞蹈演员，脸蛋漂亮，身材高挑，走路屁股一翘一翘的。但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根本无法满足妻子的性欲。妻子痛苦地对他说：“你的东西一天到晚像绳子般软不拉叽的，何年何月我才能享受到男人的快感呢？我们还是离婚吧。”他不愿意离婚，因为他太爱她了。但妻子态度很坚决，和他打过了几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跑了。
有一次他下乡回来到我家里蹭饭吃，我说：“一个大学教授留不住两个女人太窝囊了吧。”
他瞪大金鱼眼睛苦笑着说：“人间情多，真爱难说。”
“别那么悲观了，真情还是有的嘛。”我又说道。
他摸摸大肚腩自言自语：“有没有真情我不敢说，但我知道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现在有目标了没有？”我故意问。
他喝三杯酒脸红红地说：“发现了目标，但还没有发起攻击！”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早听说他喜欢上市电信局的一个很秀气的女孩子。
换届前，龚之草终于和钟书记闹翻了，关系非常紧张，以致惊动了市委书记。
原因是在两个大的原则问题上龚之草没有让步。
那是5月的一天晚上，常委会讨论干部任职问题，组织部长向多银把因嫖娼受过处分不到两年的乡长提拔到组织部任副部长。方案公布后，龚之草第一个发言反对：“这样的干部到组织部当副部长，凭什么？是花了钱买通吴部长的吧，还是靠关系打通钟书记的呢？我们有那么多表现好的科级干部都当不了组织部副部长吗？真是见鬼了，其中绝对有猫腻，如果让干部知道了内幕不造反才怪呢。”
他这么一说，其他都不敢表决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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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论文润色后署上钟书记的名字寄到《经济展望》杂志，论文发表后得到了市委书记的高度赞扬。
钟书记出了一下名高兴，就在家里请他喝酒。席间，钟书记旁敲侧击地对他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大有作为的，也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这句话毛主席很早就说过了，但今天还很有用啊。”
他自言自语：“OK。”
钟书记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语录，弄得他一下子都记不下来。
他不明白钟书记引用毛主席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他似乎觉得钟书记并没有看偏他，而是喜欢上了他。
紧接着他又给了钟书记一个惊喜。
刚入冬，广钱乡上万亩香蕉得了黄斑病，农民请了许多科技人员去会诊都没找到病因，眼看农民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了。钟书记坐不住了，冯县长睡不好了，龚之草也急了。于是，他没跟钟书记打招呼就一头扎入村里，把乡里所有的香蕉地都看了几遍，结果发现黄斑病是因为水源受到污染引起的。原来上游有一家糖厂偷偷把污水排入河里，毫无环保知识的农民又用河水浇香蕉地。他先把乡里的书记乡长叫来训了一顿，建议农民抽地下水来代替河水。为了让农民学会自救，他言传身教在香蕉地里摆开阵势，亲自教农民配药施肥。不久，黄斑病奇迹般地消失了，香蕉也保本了。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立即责令糖厂修建污水处理设施，还提醒说：“糖厂的污染已经把水源和土地都逼疯了，将来这四周的人都会得癌症，到时糖厂的利润还不够交医疗费呢。”
一个月后，糖厂的污染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钟书记动情地对冯县长说：“龚之草真有两下子，就让他负责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吧。”
从此以后，干部群众常常可以看见钟书记和他在球场上打篮球。打完球后，俩人又肩并肩上酒店吃饭。
龚之草才华横溢但感情很脆弱，甚至脆弱得令人不可思议。
有一天他下乡很晚才回来，进门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号啕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并不时伴有跺脚的声音。我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就上楼去劝他，推开他的房门一看，人不在客厅里，仔细一听哭声是厕所里传出来的。我又推开厕所门，只见他把头伸进马桶里泣不成声。我大吃一惊，拍拍他的肩膀说：“老父亲过世了吗？”
他停住哭声摇摇头：“NO。”
我又说：“是母亲仙逝了吧？”
他昂起头眨了眨金鱼眼睛低声说：“我很小就没有母亲了。”
我不解地说：“你跑到厕所里哭什么呢？”
他慢慢站起来伤心地说：“我今天去坑口村看了，那里的农民真苦啊，饭吃不饱，冬天没衣服穿，房子破破烂烂的，家里放衣服的木柜子都没有。有一对农民夫妇，因为孩子没钱上大学，把孩子杀死后夫妻俩又悬梁自尽了，村委会连收尸的钱都出不起，是我拿自己的五百块工资给了村委会才了结这事的。他们也是人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县委天天讲解决三农问题，可现实状况一点儿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还算是人吗？我们还算是领导吗？我们还有脸唱高调吗？”话没说完，他又蹲下来脑袋对着马桶呜呜大哭起来，好像大难就要降临似的。
我说：“你看到的是个别问题，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嘛！”
他抬起头瞪着眼睛说：“个别问题也是问题啊，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
第二天，当我把龚之草的行为告诉牛副书记时，他神色不安地将嘴靠近我的耳朵说：“我怀疑他神经有问题。下乡见到农民讨饭跳楼吃毒药什么的，他回到家里肯定会对着马桶大哭的，正常人怎么会这样呢？”
牛山歌很领导地说：“我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几年，什么样的困难没遇见过，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死人没看见过，可我从来不哭，哭什么呢，哭能解决问题吗？”
牛山歌摇摇头说：“还有，他早上模仿的鸟语声（英语），我真的受不了，所以主动搬走了。”
牛山歌又很不理解地说：“当县领导学英语有什么用。”
尽管如此，冯县长对龚之草还是很信任的，有意无意地把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都推给他干。龚之草也不知深浅有求必应，吃了大亏还没明白过来。譬如，有一次县政府因为拖欠农民工资被告上法庭，他受命代表县政府出庭辩护。没想到那天下大雨，他穿着雨衣步行上法院，刚走近法院大门口，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就一拥而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他挣扎着大声问：“你们为什么敢打县领导？”
一个全身湿透的黑大个农民工说：“你和包工头合伙欺骗我们这些乡下人，我们的工钱讨了六年你们都不给，不揍你揍谁呀。”
他擦去嘴角的血水说：“政府欠你们的钱，你们不应该打我啊？”
一个瘦削的女农民工说：“不打你，政府会还我们的工钱吗？”
话落，人群中立即有人起哄说：“拖那么久不给钱，该打。”
他耐心说：“打人不能解决问题呀。”
黑大个农民工说：“你不懂，只有打伤了人才能解决问题。”
他慢慢擦去脸上的雨水：“为什么？”
瘦削的女农民工又说：“你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吧，如果农民打伤了县领导，上级一定会知道的，上面的领导知道后担心社会不稳定就一定会责怪县里的，县里的领导害怕给上面的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升官，所以一定会想办法还我们的工钱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懂了吧。”
黑大个农民工插话说：“旁边有个县的农民工也是和县领导打了一架后，上级责令下来才拿到了拖欠的工钱。”
他自言自语道：“哦，想不到乡下人挺有阴谋的。”
果然，冯县长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到自己的升迁，偷偷挪用扶贫资金给农民工还清了工钱。
就这样，龚之草替冯县长白白挨了一顿揍。
我指着他的伤疤开玩笑说：“怎么样，这回当无名英雄了吧？”
他理由充足地说：“工人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领导干部付出这点代价是应该的嘛。”
没过多久，他又干了一件“傻事”并得罪了一些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里经常请一些外籍专家来给农民上课，但县外事办的翻译水平太臭了，无法准确地将英语翻译成中文，甚至把“马铃薯”翻译成“生殖器”，弄得蓝眼睛的外籍专家嗷嗷叫。冯县长知道后，把外事办主任批了一通，还以县政府的名义下文规定，以后凡有外籍专家来上课，必须由龚之草来当翻译。不懂外语的外事办主任一肚子气，说宣传部长夺了他的饭碗，因此年终上级下来给常委考核时，动员自己的手下给龚之草打了“不称职”。
冯县长和龚之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实际上冯县长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龚之草拉到政府这边来替他排忧解难，同时壮大自己圈子里的实力。但狡猾的钟书记却不点头，说：“之草的文化素质没挡的，但思想政治工作这块还得磨炼磨炼。”
就这样，龚之草直到离开县里也没调过政府那边去。
龚之草事业上说得上很成功，但他的婚姻并不美满。
他两次离婚，原因都很简单。第一个妻子是个胖乎乎的中学语文老师，嫌他有口臭不愿同床，还当着他的面侮辱说，无法跟一口厕所睡一辈子。他先是恼怒然后很爽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第二个妻子是个舞蹈演员，脸蛋漂亮，身材高挑，走路屁股一翘一翘的。但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根本无法满足妻子的性欲。妻子痛苦地对他说：“你的东西一天到晚像绳子般软不拉叽的，何年何月我才能享受到男人的快感呢？我们还是离婚吧。”他不愿意离婚，因为他太爱她了。但妻子态度很坚决，和他打过了几架后什么东西都不要跑了。
有一次他下乡回来到我家里蹭饭吃，我说：“一个大学教授留不住两个女人太窝囊了吧。”
他瞪大金鱼眼睛苦笑着说：“人间情多，真爱难说。”
“别那么悲观了，真情还是有的嘛。”我又说道。
他摸摸大肚腩自言自语：“有没有真情我不敢说，但我知道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现在有目标了没有？”我故意问。
他喝三杯酒脸红红地说：“发现了目标，但还没有发起攻击！”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因为我早听说他喜欢上市电信局的一个很秀气的女孩子。
换届前，龚之草终于和钟书记闹翻了，关系非常紧张，以致惊动了市委书记。
原因是在两个大的原则问题上龚之草没有让步。
那是5月的一天晚上，常委会讨论干部任职问题，组织部长向多银把因嫖娼受过处分不到两年的乡长提拔到组织部任副部长。方案公布后，龚之草第一个发言反对：“这样的干部到组织部当副部长，凭什么？是花了钱买通吴部长的吧，还是靠关系打通钟书记的呢？我们有那么多表现好的科级干部都当不了组织部副部长吗？真是见鬼了，其中绝对有猫腻，如果让干部知道了内幕不造反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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